老家屋后的浅水井

每次回到山圪崂里的化庙老家，当我情不自禁地去看屋后那口井时，它，也像一只苍老的眼睛，在和我默默对视。那眼神，平淡而落寞，阴郁又陌生，仿佛我们并不曾相识……而不管我身在何处，它又无时不在祈盼和遥望着我。

三十多年前，在盖老家那三间瓦房开挖基础时，后拐角处有一股细香粗的山泉水，一丝丝从石缝里挤压出来。这无疑是一种意外之喜！父亲索性让帮忙的亲邻们就地深挖，四处搬寻石头，不到两天时间就固好了一口井。井底直径四尺有余，往上越收越小，井口仅能容一只木桶自如上下。我站在其中，井口外沿跟头顶一般平齐――深度，正好是我一米七的身高。

井固好后，父亲往渐渐升起的水里撒了生石灰面，又特地用木板钉作了一个方形井盖，盖住井口，以防有老鼠或其他东西落入。第二天早晨，掀去井盖，略带浑浊的水已快盈满，水深估计就在我的肩膀上下，一米五、六的样子吧。好多深达十米、二十米，甚至更深的水井，内蓄水的深度也不过如此。它之所以被我称为“浅水井”，完全是相对于井深而言的，其实水并不浅。

几天后，待水里的浑浊物彻底沉淀下去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食用了。水质甜美，用起来也很简单。蹲在井边，只要将手里的水桶侧斜着用力压沉下去，清亮亮的水就立即在桶里灌满，再借着水的浮力，顺势便能把一满桶水轻松提出井外。水面晃动，如凹凸不一的哈哈镜，提水者的影像，随即在井与桶里同时荡漾和变幻着，生动而有趣。

以往，我们祖辈几代吃水，都是在屋场上前方的小河里。父亲常起早歇晚，或趁收工空闲时，担水总把那只六斗缸盛得就要溢出来的样子。有时父亲实在顾不上了，做饭前，姐姐便央求我和她去抬水。那时山里人还没有用上塑料桶，水桶大多是用柏木箍成的，结实、保健是肯定的，却过于笨重。一只浸满水的木桶，重量大概不下十四、五斤。用比胳膊还要粗出许多的磨杠子，一前一后地抬，一桶水对于那时的我们姐弟俩，重量是足够承受的。而且，即便是冬天里，身上和双脚总也免不了被水泼洒得精湿。有一年秋天，我们踩着柿树叶子抬水刚往回走，竟发现右侧的苞谷地里，半蹲着一只狼，正用鬼眼似的绿眼珠子向我们窥视。霎时，我的头发根都竖了起来，和姐姐丢下水桶落荒而逃……

有了井，吃水自然就方便多了。别看它很浅，却能装很多水哩。那年冬季我结婚的时候，招待几十席客人，由两人专门从井里打水，都绰绰有余供得上用。好几年旱夏，小河水相继都干枯断流，而这井水依旧没有太大变化，水位上下浮动不过半尺。

这井里的水，还跟深井水一样的冬暖夏凉。数九寒天里，揭开井盖，一股股热气便从井口源源不断冒出。将手伸入水中，有一种惬意的温热感；舀出水来，就能直接淘菜，或者洗脸。而到了夏季，则变得冰渗冰渗的。老家至今没有购置冰箱，端午节之后，一时吃不了的粽子常被母亲装在竹笼子里，用绳绑着笼拚紧靠水面吊在井里，十天半月都不会坏。儿子小的时候，伏天里额头及脖颈下多处长满痱子，妻子就依照母亲的说法，用毛巾浸蘸刚提出的井水擦洗，果然三次就基本结痂痊愈了。

母亲腿病久治不愈，蹲着从井里提水，眼看着越来越不方便。父亲便从山坡上砍来木勾，勾着桶拚将桶放入井中，不用弯腰，一样也能提出水来。

离开老家到县城安家后，我又花好几千元钱在院里打了水井，深达25米。天大旱时，仍有些供不应求。水质还很差，烧水壶里，不久便会结起一层白色钙质的东西。据说，我所在的城东区域，地下水竟也受到了轻度污染。为以防万一，后来在邻家拉自来水时，又花钱接通了自来水。而有时，水质更为糟糕……

如此每遇吃水问题，我便不由得想起老家那口井。常在回去之前，我总忘不了备两只大点的塑料壶，灌满井水带到城里，慢慢煮茶饮用。在我看来，它远比那所谓的纯净水，还要纯净得多。

而今，坚守在老家的父母，也多年不曾从那口井里提水吃了。母亲的腿病加重，空手行走已有些吃力，去井里提水已显然不便。我们便跟邻家商量，引来了他们的自来水，在锅灶旁，拧开龙头就能用。

父母也不再吃那井水后，有一次，我把从河里捞回的几尾小黄鱼投入其中，希望它们能在这个新家快乐地繁衍生息。此后，我一次又一次习惯性地揭开，那盖在井口上已经腐朽的木板，却再也没发觉有鱼的踪影存在！它们，去哪儿了呢？而井水清澈依旧，我的身影，无不清晰映现于镜一样的水面上；沉在井底的几片变黑的树叶，清晰可见，似一幅简约的装饰画。

后来，忽然想起有句古语――水至清则无鱼。原来，我大概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！水过于清澈，也许根本就不宜于鱼的存活与生长。那些可怜的鱼啊，怕早就无端地被我白白葬送了性命！